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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4-9-14 09:54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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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领导人外事活动，世界大国和中国关系亲疏，周边邻国和善或挑衅，往往都影响着我们中国人心态。
中国人手中没有选票，为什么心中如此关心国家大事？一方面，爱国是中华文化传统，中国一直注重爱国主义教育，是全世界学校设置思想政治课仅有的两个国家，学生时代就灌输爱国主义；一方面，是当下中国处于转型中崛起的时期，内政外交各种热点问题较多，易扣人心弦。上年纪中国人，大多“忧国忧民”，吃地沟油的命操“特供”者的心。即便是中国90、00后一族，也比西方孩子更关心国家大事。
“爱国情怀”已内化为许多中国人人格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国家内政外交政策比其他国家更影响民众的个人心态。自清末民初到当代中国，外交与国民心态有内在联系，外交情势对国民心态有直接影响，而国民心态也成为制定外交战略与策略的重要考量与依据，同时影响和牵制外交情势。
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，秦王汉武唐宗宋祖的帝国辉煌，闭关锁国被挨打的百年屈辱史，民国时期日本侵略、首都南京沦丧的亡国恨，新中国的敌我外交、韬光养晦战略，各种历史现实因素叠加，中国外交与国民凸显了六种负面心态。
其一，天朝心态。
天朝心态，即“中心之国”和“中央之国”心态，或者说帝国心态。古代国人一直处于心理优越高位，以“天朝大国”心态君临其他国家和民族。受天朝心态影响，一方面，中国历史很少军事扩张，对于“蛮夷”不侵占不掠夺不洗脑，甚至“怀柔远人”，用赏赐、援助换来朝拜；另一方面，天朝大国情怀挥之不去，自古喜欢居高临下看世界。例如，称日本人为“倭寇”，美国人为“山姆大叔”，俄罗斯人为“老毛子”，韩国人叫“高丽棒子”，印度人成了“红头阿三”，近些年朝鲜成了“白眼狼”。
中国人的帝国心态，慈禧太后在临死前依然端着。即使在积贫积弱的毛泽东年代，也一直没放弃，坐不上世界共产主义的头把交椅，也要勒紧裤腰大把撒钱，养几个穷朋友，做第三世界领袖，用人民血汗点燃“社会主义明灯”。
百年来中国人最自豪、最幸福的时刻，是2008年北京奥运空前绝后的巨大成功，世界各国元首纷纷前来捧场，世界舆论普遍赞誉。这令国人欢欣鼓舞，很多人喜极而泣，成为百年中国的天朝心态唯一一次真正得到牛×的满足。
而今中国虽然是世界经济总量的榜眼，但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不是超级大国，但国人心里很乐意接受与美国并肩的“G2”光环，超级大国国民心态也在网络论坛显露无遗了。
其二，面子心态。
“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”，宁可丢性命也不可丢面子。面子和国家利益不可完全割裂，国家的“面子”，叫“荣誉”，是国家利益的软载体，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延伸。古往今来，为国家荣誉而战的例子屡见不鲜。国家确实需要维护面子，但面子毕竟是虚的东西，很多时候不关乎国家核心利益，把面子看得太重，把面子置于国家核心利益之上，就成了沉重负担，外交就难免增加不必要成本，也容易惹麻烦，甚至酿成大错。鲁迅《说“面子”》写得透彻，说前清时候，洋人到总理衙门去求利益，一通威吓，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，但临走时，却被从边门送出去。不给他走正门，就是他没面子，也就是占了上风。虽不得已签下卖国条约，清朝官员却振振有词：“我让洋人走边门，你们有这本事吗？”
当代中国外交面子心态依然强烈，异常敏感。官方宣传一直喜欢歌功颂德，《参考消息》和《环球时报》一直喜欢刊登境外各种赞美好话。知名外交官吴建民直言不讳地批评：“对外国评论非常介意。人家讲好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到处炫耀。过去法共总书记到西藏访问，看了以后讲了几句好话，我们马上就登在报纸上。后来，法国报纸对他的言行提出批评，他马上矢口否认，弄得我们非常尴尬。另外对外国人批评，或讲得不太好的话就反感，马上要解释，说这家伙反华。”吴建民还指出：“喜欢拔高。拔高与唱响主旋律毫无关系。中国人总喜欢把话夸大一点。神五上天，中国人很自豪，说中国一步跨过40年。事实上，一些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就上天了。”各路军事专家在互联网上，常常把中国各种军事武器威力吹上了天。
面子心态背后，其实是弱者的不自信和不安全感。国家外事活动动辄大场面，各地政府热衷面子工程，而普通民众更是信奉三碗面：“脸面、情面和场面”。
其三、敌友心态。
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毛泽东在90年前的著名论断，成为执政党“统一战线”法宝的思想灵魂，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史。伟大领袖的教导，使新中国外交历史一直披上了浓重的“敌我外交”色彩。
中国外交与国民的这种“敌友心态”，在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之前就已经扎根。“敌友心态”最基本特征，是将意识形态异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。1919年7月，苏俄十月革命后，为摆脱国际孤立，急于与中国建交，发表《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》，宣告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一切特权。不料两年后，苏军悍然侵入当时中国外蒙古，签订《苏蒙条约》，驻军外蒙古，让外蒙独立。外交总长顾维钧强烈抗议，表示“中苏建交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”。但当时国人舆论却不支持顾维钧，相反要求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”。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，警告他如不改变立场，赵家楼故事就将重演。各大新闻机构对外交部大加鞭挞，李大钊亲自找顾维钧表示愤慨，甚至说“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之下，那里人民有可能生活更好”。孙中山对顾也表示反对，发表宣言承认苏军在外蒙存在。国人受十月革命影响，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，没有认识到苏俄对华宣言只是外交幌子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“敌我”心态更加严重。一方面处于与国际社会的半隔绝状态，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没有建交，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外；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以意识形态划线，“革命”色彩浓厚，对国际上一些制度、规则持挑战态度，要破旧立新。在革命心态影响下，国人惯于用“非红即白”、“非好即坏”、“非友即敌”的思维方式观察国际事务。先是树敌，然后寻友，最后才去谋事。
前些年，一些独裁国家政权在民主运动中纷纷垮台。此间，中国外交部门和宣传机器依然恪守“敌我心态”，以至陷入“张将军挺谁谁死”的尴尬。当下中国，还不时有某些将军、学者出来渲染“第五纵队”之类敌情。对中外关系抱先入为主的成见，武断认定某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；只要国内有风吹草动，就认为是某些国家或反华势力在捣鬼。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”，是朋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顶。军事入侵乌克兰、默许导弹击落民航客机、敢于对抗西方的俄罗斯总统普京，像当年斯大林一样，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喜欢和爱戴。
其四、受辱心态。
受辱心态，也叫受害者心态。近代中国沦为殖民主义、帝国主义、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掠夺的受害者。鸦片战争使中国沦落为一个备受“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”，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、文化先进发达的国家，变成被挨打的“东亚病夫”。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国国民心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，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挫伤。因此，从近代以来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成为一代又一代最强烈的“中国梦”。
正因为这种屈辱的历史记忆，使得国人十分期待视国家崛起、民族复兴，对祖国发展深切关怀。另一方面，也给国人留下了“受害者心态”。有受辱心态者，对别人评论自然十分在意。“面子心态”与“受虐心态”，其实是中国外交与国民不自信镜子的两面。
受辱心态者，特别喜欢意淫来满足面子。抗日战争史是一段伟大和悲壮的反侵略史，是值得记忆和怀念的，是应该去颂扬英雄，然后去记忆历史。但现在中国，打开电视，脚蹬大头皮鞋，头戴有“招风耳”黄布帽、猥琐和愚蠢的“鬼子”扑面而来。“抗日英雄徒手撕鬼子”的视频走红网络。“鬼子”血肉横飞，英雄凛然一笑。在“武侠化”、“偶像化”带动下，抗日剧成了雷人的抗日神剧，让人喷饭，更让人恶心。因为执政党面子需要，政权稳定需要，日复一日滚动播出抗日神剧，事实上只能在自淫中加剧受虐心态，一点也增强不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。历史史实告诉国人，国军一直是抗战主力，没有苏军进入东北，没有美国原子弹在长崎广岛爆炸，抗战胜利何止八年？
习近平主席在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”中，提出了如何对待仇恨的新思维。他说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，而是要以史为鉴、面向未来。这话很有分量，值得深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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